揭秘清末民初的保健品:名为“补脑丸”的洋补品盛行
发布时间:2015-12-04 11:16:54
揭秘清末民初的保健品:名为“补脑丸”的洋补品盛行

核心提示:当时的保健品有三大类:一是以中药制成的保健酒、保健丸、保健茶,二是补脑丸、补脑汁等洋保健品,三是仿制洋保健品的新式保健品。

 

本文摘自:中新网,作者:蒋建国 梁力,原题:《清末民初保健品盛行 补脑丸等洋保健品最时髦》

除了医药广告外,当时的保健品广告也极其昌盛,我们来说说。

1药酒和保健药丸颇为畅销

清末民初,街头上不仅随处可见保健品广告,而报纸更是保健品广告的天下,报纸广告的显要位置,往往被保健内容占领。例如,1910年的《南越报》,每期的保健品广告都在两个版面以上。当时的保健品有三大类:一是以中药制成的保健酒、保健丸、保健茶,二是补脑丸、补脑汁等洋保健品,三是仿制洋保健品的新式保健品。

利用传统中医药方制作的保健品,是最为风行的品种之一,这些保健品强调某些中药的防治功能,并与日常饮食消费结合起来,形成保健酒、保健丸、保健油之类的系列产品。如潘人和号家制的妇科毛鸡药酒,称“专治妇人产后肚痛、感冒、风寒……产后饮此酒,立即见效……又治男子风湿、风瘫、筋骨疼痛……”(《安雅书局世说编》1901年7月24日)。

忠厚堂创制的毛鸡药酒,声称其原料毛鸡从安南、龙州进口,“最能祛风活血,用以浸酒,功效非凡……并配入祛风活血、固本培元之药,故此酒与市场所售者,功力更加数倍”(《七十二行商报》,1910年9月21日)。

一些药店甚至还以报纸代销的方式,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。如梁财信药店因开设在乡间,所制的各种药酒丸、药酒膏不利于在广州直接营销,于是利用《岭南日报》助其销售,广告说:“恐有鱼目混珠,怀疑难辨,兹本馆特寄各款药料交岭南日报代售”(《岭南日报》,1893年11月15日)。由此可见,药酒这种保健品在广州市场的销售形势相当不错。

广州一家名为“珍聚”的药店推销的如意油,“以艾油和药制成”,号称能防治感冒、风寒等多种疾病,它在广告中还特地推出清末名臣翁同?的题词“功侔仙露。”(《岭南日报》,1893年11月15日),可见,利用名人做广告的做法,并不是现在的专利。

一种名为“救时普济水”的保健品,在广告中声称:“选择中国上等药材,以妙法制炼而成。搽服均合,不燥不烈,男妇、月儿、孕妇均皆合服。有病之人服之,固能去病;无病之人服之,益加精神。赖此水救活者,何只亿兆,功效神速,久为社会赞颂。真有救急扶危之功,起死回生之力。诚为居家出外保命之药”(《七十二行商报》,1910年9月21日)。

著名的“两仪轩”药店,创制的“种种灵效三蛇药物”,号称内含“三蛇药物十五种,滋补药物十四种,”所以效果非凡:“蛇果皮,男女老少均万应,蛇丽参,能救危脱以回阳”。

由于该药店经常在《羊城新报》、《时事画报》、《商权报》、《震旦日报》等多家报刊上刊登广告,在广州市场颇有知名度。

2药店、茶庄纷纷推出保健茶

广州饮茶风气很浓,一些药店为适应市场需求而创制各类保健茶,并不遗余力地做广告推销。一家叫永春堂的药店,创制的“万应甘露如意茶”,“用旧方配合良药制造,此茶最能消暑散热、解渴涤烦,如外感风寒,内患积滞,用滚水冲服,便见奇效”(《游艺报》,1905年8月8日)。

橘香斋药店创制的“万应甘泉茶”,广告称“此茶不寒不燥,味甘性纯,善疏风消暑,清热去滞……每盒十三包,银一毫,每大箱二百四十盒,实银十八大元。每十二盒银一元……万应甘露油,每两价银一元,大小樽均有零沽”(《商权报》,1913年8月6日)。比起一般的茶叶,此类保健茶的价格高出了许多。


而一些原来卖茶叶的茶庄,也不甘寂寞,纷纷推出保健茶应市,如玉壶春茶庄创制的“保安甘和茶”,能“止渴消滞,有益卫生”,还为了防止仿制,“特改换点石内票,以分真伪”(《七十二行商报》,1913年6月12日)。

一些饮料也被商家包装为保健品,并强调其对人体的多种功效。饮料在19世纪末期开始在广州街头出现,最初为屈臣氏大药房销售的进口用品,在20世纪初期,许多药房和商家自制饮料销售,在报刊上加以推销。如九丹池创制的“消暑葡萄霜”,称“消暑散热,止渴生津,开胃健脾,解酒去湿,有益卫生,男女老少皆宜。诚暑天饮料之珍品”(《天趣报》,1910年11月19日)。

安药水房发售的各种汽水,“料真气厚,味美质清”,为突出其消费时尚,在广告中强调:“近更研究精良药料,添置新试汽机,务期饮者获益”(《商权报》,1913年8月6日)。此饮料广告强调西方技术优势,意在提高自己品牌的知名度。

3购补脑丸、补脑汁等洋保健品最时髦

在林林总总的保健品中,洋保健品是极为时髦的一种。这些洋保健品广告,对消费者进行消费诱导,取得了较好的销售效果。

仁丹本是西方的普通家用保健品,但一些商家为了牟取暴利,对仁丹的功效大加吹嘘,称之为“环球无二,常备神药……仁丹精选贵重药料……实为人生常备之至宝”(《商权报》,1918年2月23日)。一些仁丹广告配以西方绅士图像,借以证明它是西方上流社会的时髦保健品,以此鼓动消费者参与到消费时尚中去。

有的仁丹广告以文明气象为背景,通过消费活动打破所谓的阶层区隔,推出的仁丹广告词颇有煽动性:“王侯将相宁有种,要在常服仁丹矣。出则堂堂风格经纶纵横有枢,入则穆穆容止行穷隐括为彝”(《商权报》,1914年6月6日),似乎只要购买仁丹,就标志着进入了社会中上层。

除此,洋保健品还有鱼肝油、补脑汁、补脑丸等等。

随着西方保健品在中国市场的出现,国内药房也大量仿制补脑丸、补脑汁、补肾丸、人造自来血(色质鲜红,含有治疗贫血的配方)之类新式补健品。这些新式保健品成本较低而售价颇高,如果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便有财源滚滚,所以药房便经常在报刊上进行大篇幅的广告推销。

在保健品制造方面,上海药房比广州药房领先一步,他们为拓展广东市场,经常在广州报刊上进行广告促销。如上海震寰药厂生产的“爱理士红衣补丸”,可以“补血壮筋,益脑固肾,兼治男女老幼内部一切虚气……补者服之均效”(《国事报》,1910年5月6日)。

上海五洲大药房还在1915年9月25日的《商权报》上推销一种名为“非洲树皮丸”的保健品,这种利用所谓“进口原料”研制的药丸,“能使精薄身亏化为充足之验,能使力弱骨软话为健壮之验,每瓶一元”。

五洲大药房所研制的博罗德补血药(五洲大药房的发家产品),在广告中声称借用西人之法,滋补效果甚佳:“凡心亏血小,因而体弱无力者,一经尝服,均得益血状体之效果。”“大瓶二元,每打二十元,小瓶一元二角,每打十二元”(《民生日报》,1912年)。

这类新奇的保健品价格,相对于其他药物和东西,价格颇高,它主要利用当时富裕人士对保健品的盲目崇拜心理,极力夸大其保健作用,从而牟取暴利。

洋保健品与外地补健品的高额利润,引起了广州本地药房和厂商的关注,他们也纷纷制造各种新式保健药品与之抗衡。当时广州著名医生梁培基创制的磷质补脑丸,除了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外,还在医药期刊上作专业广告,其称:“此丸乃酌华人脏腑研究新法而制,故我国人服之最为和宜……初服便觉神强魄壮,长服定可益寿延年”(《光华医事卫生杂志》,1910年第2期)。

4消费保健品,代表一种新生活方式

对于医药广告来说,可针对消费者病急乱求医的心态进行“强制性”的信息传播,而保健品则是满足消费者“医疗性”治疗之后,进行更高一个层次的对身体的养护,因此,在广告传播方式和说服手段上,就体现了另外一种“消费文化”:一是要强调其强身养颜和养生理疗的功效,突出预期“收益”,即具有预防疾病和健身强体的作用。像养经活血、滋阴伏阳、养颜补脑、健身强体等广告术语在报纸中随处可见。商家也以此作“卖点”,借以提高产品的价格。二要说明消费它是“高大尚”的做派,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

还有,保健品广告非常注重包装和商标上的美观,讲究“艺术”表达,更具色彩、线条和美感,有一定的美学特征和符号化意象,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报刊广告的整体性形态。像《时事画报》,就经常利用美女、俊男的形象做广告,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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